按时上好党课与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一道，构成了“三会一课”这项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其中，党课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党员学习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和时事政策的重要途径。

　　党课制度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密切相关。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思想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党员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宣传委员一人，其目的就是加强党的教育宣传工作。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在教育方法上提出了政治讨论、政治讲演、组织原理讲演、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劳动生活讨论等形式。在“政治讲演”之后，还特地附注一句话：“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此于新加入之同志有大益处。”可以说，此时的讲演已经具有了讲党课的功能。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支部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上政治课。

　　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红军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并长期处于农村分散游击环境，必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1929年12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为了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他提出了党报、政治简报、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小组会、支部大会、政治讨论会等18种方法。他还详细说明了怎样给士兵上政治课，怎样做青年士兵、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根据这个决议精神，上党课的制度在党内和军内初步形成。比如，罗荣桓在红四军第二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这些制度在其他红军队伍中也逐步得到施行，对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用好上党课的方法，加强党内教育工作，我们党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比如，1932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关于教育新党员运动提纲》指出，为了“武装新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头脑”，我们必须进行组织的教育工作。利用各种各式的训练方式，如开设短期训练班，流动训练班，列宁小组，为特殊问题的读书会或研究会；课程不应该过多而过高，最主要的课目应该是“党员须知”、“怎样领导罢工斗争”以及党目前的具体任务；省委工作同志和突击队员和区委工作同志，首先第一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动员的教员。这些具体要求，将为什么要上党课、党课主要讲什么、谁来讲党课，以及怎样组织党课教育等问题都说得很清楚。这个提纲还强调，要估计到各区的环境与同志的需要，定出适合于他们的课程与时间，“必须采用为某一问题之特殊的研究之方法，例如红军之友中的同志，应多讨论红军，怎样拥护红军及国家权力的问题，在警察或巡捕的同志的教育中，可以研究国家权力与警察监狱机构的问题等等，使同志们能从一个问题之深入而得到普遍的较高的认识问题之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上好党课，仍然具有深刻启示。

　　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以身作则，带头讲党课，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比如，毛泽东在延安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上课，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方面。他特别重视讲解战略问题，强调“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陈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也经常去学校讲课。他讲的内容侧重于党的建设，多次讲到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给许多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曾在延安学习过的王兆湘回忆说：“我和同学们一样，最喜欢听毛主席讲的新民主主义和陈云讲的党建课。”“毛主席和陈云讲的都是我们革命斗争中的现实问题，通俗易懂，语言生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课制度，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1950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巩固与发展党的报告，就加强党的教育提出，要“以集训、夜校、党课等方式对所有党员进行普遍的训练，训练主要内容为党的基本知识、时事教育及当前工作中的各种政策、群众路线等。市委干训班训练大工厂、学校、机关支部委员和各级党委的组织干事，以培养整顿支部的骨干。这是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和提高党员水平的关键”。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作书面报告，强调，“为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经常检查和改进它们的工作。”要“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为了健全和完善党课制度，中央有关文件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比如，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健全党课制度，学习新党章”“每一个支部都要选聘兼职的党课教员”“上级党委要提供党课教材，并且选派一些适当的同志到基层去讲党课”。199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应定期给青年干部讲形势，上党课，帮助他们了解全局，认清形势，把握方向，改进思想作风”。1994年4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在改进中切实加强党员教育工作，要“定期上好党课。讲授党课，要紧密联系实际，针对党员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努力做到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增强吸引力。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课”。200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强调，要“采取举办培训班、上党课、举行报告会和组织专题研讨等形式，有计划地组织好党员的集体学习”。“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参加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带头参加所在基层党组织的集体学习，坚持每年给党员讲党课、作形势报告。”这些规定推动了党课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了这一制度在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思想教育中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中央有关文件对上党课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党课制度进一步发展。2016年10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强调，要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员必须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2018年10月，《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也明确规定：“党支部应当组织党员按期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定期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党课。”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是切实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