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和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并郑重地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四项承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月18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上仍称“八路军”），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八路军总部所属三个师的番号。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沦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在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管国民党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还是要坚持联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国民党，使其在日本进攻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继续前进；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中国共产党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张闻天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10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那么，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何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将反右倾投降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出来呢？

原因之一，在此前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张闻天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

1937年2月8日，蒋介石致电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甚当易商量”。在随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而蒋本人“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当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确定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时，蒋介石2月16日指示顾祝同说：“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有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同一天，蒋介石还在其日记中写道：“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国民党的政策，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诸原则，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在重谈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权的老调。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提出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这个决议案污蔑中国共产党“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

在以后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地限制共产党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虽然答应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但又提出每师人数只能是一万人，总数三万人，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个人合作，还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希望这次能够改变，能与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的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周恩来曾问蒋介石有何具体办法使共产党能与他永久合作，而蒋却再三说没有，而是要共产党方面商量。显然，蒋介石想要的办法，就是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有军队有政权的党，而是溶化到国民党中，维护他的领袖地位。

共产党方面“商量”的结果，形成了《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由周恩来携带于6月上旬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再次进行谈判。不料，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后，却将这个文件撇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且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不能设总司令部，只能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派正的官长，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共产党派代表参加民国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蒋介石这些无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无法接受，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无果而终。

此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周恩来再次前往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而这时蒋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据周恩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接着，日本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下定抗战的决心，并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无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一再提醒各级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发生右倾危险。

原因之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相继发生了若干在国共合作时丧失原则性、迁就国民党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鸣事件。

何鸣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坚持了闽粤边的游击战争。1937年2月后，何鸣通过国民党的报纸了解到已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后，于这年5月开始同粤军第157师进行停战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六二六政治协定”，较早地开创了局部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执行南委提出的“驻防地应在我游击区”的指示，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屈从国民党解散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不顾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人却自动解散了这些进步团体。这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提出要取缔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中共陕西党组织中的一些人未坚持斗争，于9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

原因之三，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合作的历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固然推动了大革命的高潮，共产党的力量及其影响也随之扩大，但这次国共合作给共产党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的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同情者遭到残酷的屠杀。像毛泽东这样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兴起到破裂全过程的领导人，对于当年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在蒋介石、汪精卫的进逼面前所采取的妥协退让而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要防止大革命失败那样的悲剧重演，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国共合作未正式形成前，开展反关门主义的斗争，而在国共合作既已实现之时，就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

实际上，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刚刚实现之时，张闻天、毛泽东就曾对为何“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作了解释。张闻天认为，一个原因是“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不够，党对于土地革命已有丰富的经验，而对其他斗争方式并不熟悉，而“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有相当的经验”，这样，党内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同时，党内“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汤，就轻于相信”，这也是内部容易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

毛泽东也就此解释说：“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张闻天始终对国共合作实现后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